一、为什么要讨论深圳的发展战略？
　　过去十年间，深圳市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人均GDP从1994年的2200美元提高到2003年的6500美元，十年之内翻了两番。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从5000美元至15000美元是一个地区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进入经济发达阶段的关键时期，失败的例子是拉丁美洲，40年以前的墨西哥和巴西人均GDP达到了2000美元（1960年美元值），到1999年的人均GDP还是低于5000美元。 成功的事例则是日本和韩国等新兴亚洲工业化经济，如日本的人均GDP从1958年的不足500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10390美元，而韩国人均GDP从1960年的80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490美元。新加坡则从1970年的91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24150美元。如果要对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原因进行总结的话，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过去50年间，经济发展长期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上，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实际上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发展模式，完全掉入了经济学“比较优势的陷阱”。

　　尽管深圳的人均GDP达到了6500美元（这是2003年的美元值），但是深圳的产业结构显示经济发展仍然处在比较低的阶段，就是生产要素的质量还是很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结构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上述的比较是要引出一个问题：深圳如何有意识地避免长期以低级生产要素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实现深圳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又是什么呢？

　　二、如何转向高级生产要素为主的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高级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更大，其高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比低级生产要素多得多，并且通过不断增加高级生产要素来改变经济发展的重点。因此，高级生产要素的增加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能否转变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发展中地区来说，工业化是提高福利水平的基本路径，其标志是无论从生产总值，还是劳动力结构来衡量，第二产业均占主导地位。2003年深圳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0.6%、59.5%和39.9%，而劳动力比重则分别是1.0%、57.0%和42.0%。深圳已经属于工业化地区了，只是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可能有许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占深圳的比重已高达30%以上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后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是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我想就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与重点谈两点意见，实质上涉及深圳未来发展模式的基础性问题：
　　一是对深圳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多数人喜欢用高技术产业的产值或者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值来说明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或者是以此来表示经济发展得高度。如果选择工资这一劳动力价格的指标，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看法。2003年，深圳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057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7.3%，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1%。如果依据工资水平，发现包括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内的深圳工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2003年，深圳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0611元，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23303元，是全市平均工资的76.13%；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平均工资为20756元，是全市工资的67.81%，显然，这类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在深圳是最低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25682元，是全市工资的83.90%。就经济学意义上说，高技术，应该是高工资的。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程度，是同工资水平密切相关的。尽管深圳生产了大量的计算机、显示器和激光视盘机等高技术产品，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工资水平表明劳动力的质量，低工资的劳动力说明产业本身的生产过程是低技术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低工资劳动力所构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称为“浅表性的工业化阶段”。进一步说，要依靠一个低工资的制造业去支持发达的服务业和提升区域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就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地方政府对这一发展模式，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是深圳服务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低劳动生产率的制造业。其内在的联系机制是制造业的技术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大；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对生活服务业的需求越大。因此，当制造业越趋向于高技术产业时，即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本地主要的工业部门时，一方面是制造业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另一方面受制造业需求外溢影响会使服务业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对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工资水平做一个简单比较，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深圳发展战略方向的选择具有启示作用。1990年，美国产业部门的周平均工资是346美元，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442美元，制造业比平均工资高28%；而金融保险业平均工资为357美元，比平均工资仅高出3%。再对比深圳的数据，2002年的金融保险业平均工资为66678元，是平均工资的1.18倍。如果用上海的数据进行对比，2002年的金融保险业平均工资为37087元，比平均工资高54.79%。工资就是劳动力价格，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的，那么，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高级劳动力）就会流向金融服务业以获得高工资，而使创造物质财富和创造技术的产业成为初级生产要素的流向地。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金融保险业是高度垄断的行业，高工资并不代表高劳动生产率和高效率。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以低工资劳动力为主体的生产体系会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产品，更难以想象一个低工资的制造业能够长期维持高工资的金融服务业。我们不能把目前的行业工资水平看成是合理的，永久的。美国的金融业是高度发达的，而其平均工资水平仍然低于制造业，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属于真正的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级生产要素为主体的物质生产部门，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两大产业发展中的关系，部分解释了美国高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我们知道，拉丁美洲的金融业是比较发达的，然而，低工资、低技术的制造业和高工资、低效率的金融业并存是拉丁美洲经济困境的主要特点。以初级生产要素主导的产业是不应归入到高技术产业的，我们应当避免拉美模式在中国的出现，更不应该在深圳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重演”。

　　深圳三大产业结构是深圳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政府千万不要试图去有意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显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这是不可取的！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深圳第二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49.3%持续上升到2003年的59.5%，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工业部门。深圳在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部门仍然是发动机，只是这一发动机中包含了更多的技术，就是要向工业流入技术资源。高技术产业需要高级生产要素，才会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工资才有可能。当以高级生产要素不断流向制造业后，深圳的第三产业就自然会发展起来。在提高产业比重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不要去做“拔苗助长”的傻事，应该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产业比重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工资水平却能显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和社会的福利效应有多大，市场需求有多大。

　　三、怎样快速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供应？
　　高级生产要素的主要构成是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将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劳动力视为高级生产要素。深圳是依靠外来劳动力发展起来的，也包括高级技术人才从外地流入深圳。我们知道，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是创造知识和创造人力资本，因此，大学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国家级或地方科研机构，以及企业技术中心不可替代的。虽然深圳有9所高等学校，而专任教师只有2341人，平均每个高等学校的专任教师仅为255人，创造知识的规模经济还没有形成，这反映出深圳的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溢出能力比较低，因此，深圳的空气中飘散的知识气味还不够浓。

　　依靠外部提供高级生产要素的优点是本地高级劳动力市场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过去，深圳依靠这种优势是因为其他地区高级生产要素受体制束缚不能够实现其价值，才能够吸引相当数量的高级生产要素。今天，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了，全国其他地区的体制性束缚正在减少，使深圳的体制优势已经消褪了，高级生产要素的磁场引力弱化了。深圳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已经表明高级生产要素的严重不足，而且，改变的迹象尚未显示出来。高级生产要素能够创造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会产生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性，高级生产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互相之间形成了一种前后联系，或者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以高级生产要素为核心的产业链逐渐形成。此时，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或高附加值产业建立起来，就具有很强的内生增长能力，不管外界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冲击，这些高级生产要素会自动去适应经济冲击，并找到新的产业发展方向，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不像那些以追求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组装型产业的“候鸟”式迁移模式。

　　因此，深圳下一步要做的是，应迅速提高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能力。多年来，单纯依靠少数高级生产要素输入的战略，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深圳从一个边陲之地发展为一个中等城市，本身就是奇迹。但是，当奇迹产生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不可能再凭借原有的条件去再创造一次奇迹。新的奇迹必须基于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让高级生产要素在深圳扎根下来，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比低级生产要素高的多了，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高级需求市场，比初级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精致的多，有利于推进深圳的产业结构升级。

　　我认为，深圳低级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结构应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发生改变。制造业部门将根据需求改变而不断升级，这既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近十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所揭示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制造业，就有什么样的服务业。也就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明白，也是容易理解的道理。可以说，制造业的低技术特征是深圳目前所面临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与此相关的是，低技术产业的经济和技术辐射能力非常弱，这又直接影响了深圳产业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布局。

　　四、建立什么样的空间拓展模式？
　　高级生产要素具有外部经济效应，而这正是一个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扩散效应和辐射效应的源泉。在以低工资为基本特征的工业发展道路上，这种效应很低，甚至不存在。其表现形式是城市和区域之间缺乏产业联系，同一区域内的城市之间互相竞争低级生产要素，例如更低的工资，更低的土地价格。从农业部门吸引劳动力，是工业化初期的基本做法。中国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数量又是如此庞大，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占全国的50%；地域面积又是如此广阔，而城市化率仅为60%。寻找低成本的区域进行生产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的基本战略，也是最常见的赚钱方法，只要低成本劳动力的区域存在，就不可能阻止这类企业的行为，这类企业的经常性搬迁已经变成了我国世纪之交的一道风景线。

　　深圳的地域面积很小，全市面积仅为1952平方公里，构成特区的面积只有396平方公里。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产业集聚性日益加强，这就要求更广阔的空间进行生产力布局。空间限制已经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一个瓶颈。从推进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出发，应当通过空间拓展来提升深圳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然而，深圳地域面积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会陷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的空间范围迁移，而不是构建以高级生产要素为核心的技术生产力布局，也就很难实现空间拓展的本来目标。

　　空间拓展的基础是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深圳应当实施的政策方向：一是借助于原有的经济高地来吸引高级生产要素，二是借助于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来进行空间的拓展。深圳空间扩大的范围有多大？生产力新的空间布局效果如何？无论根据国际经验，还是经济学理论，主要取决于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和在中国产业发展中的定位。

　　五、深圳需要什么样的产业分工定位？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今天，单中心的城市已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写真，而是更多的以城市群出现，各城市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产业特色。

　　农业的地理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而制造业的地理位置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企业的任务只是考虑需求的空间分布和他们必须支付的运输成本因素，然后选择一个最优的区位。制造业会向更理想的地点转移，离开不太理想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会改变城市的产业分工定位，通常会加强那些原来受到青睐的区位优势。美国和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经验已经显示，那些最终拥有许多制造业的成功区位，倾向于把附近区位纳入到它的产业集聚内，而服务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并不是其本身所带来的，是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不断延伸的结果。产业分工的细化过程就是实际上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本身是高度专业化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之间的分工原因之一是运输成本。而珠江三角洲内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大，加上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难以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体系。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是基于低级生产要素的发展模式则又强化了城市的低成本战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珠江三角洲产业体系现状。

　　深圳如何走出区域的产业分工格局呢？由于制造业的低工资决定了产业的技术水平，争论深圳属于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已经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了，地方政府所要做的是，从现实出发来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在深圳集聚和不断供应的环境和体制，尽快完成从组装型的产业体系向技术分工的产业体系的转变。高技术产业之间会存在着一种互补性，大量的技术互补性就构成了产业链。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正在形成，问题在于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能否建立以产业内部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体系。因此，深圳经济发展模式的要点应该落到促进高级生产要素集聚和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战略方面，这会促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内部分工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级生产要素会发现在哪些生产环节能够提高其使用价值，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会创造出新的技术。地方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去规定或者提供什么优惠政策来发展某种高技术产业，而是形成高级生产要素流向深圳和高级生产要素互相竞争的市场机制。一旦实现了这一局面，深圳在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分工地位就是提供技术产品和技术服务，因高级生产要素汇聚深圳所产生的本地市场的需求就不同于周边地区，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也就自然建立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深圳获得了自我发展的创造能力，以及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扩散的能力。这就是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理论结合所引出的结论，对下一步的深圳经济发展战略或许有参考价值。

　　* 本文是作者在2004年深圳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报告（2004年10月22日）。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任瑶收集了广东和深圳的数据资料，深圳市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提供了深圳市发展报告和相关的统计资料，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