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国和各地区都在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对下一步怎么走，各方面有一些分歧。我讲讲个人的看法和体会，不一定对。我从一些案例谈起。

　　第一个问题，印度从1990年到2003年，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工业比重不变，还是27%。印度的服务业在这13年当中对GDP的贡献份额达到60%。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制造业或者准确说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60%。这是否说明了一个道理：过去的“克拉克定律”开始失效了。因为“实证经济学”或者“产业经济学”都讲过，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必须遵循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再向第三次产业演进。而印度是在工业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服务业发展很快，比重提高。

　　我国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是很高。最近这十几年，也就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25%。中国的技术水平或者发展阶段是不是一下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也就是高新技术产业阶段呢？我们的农业劳动力还占50%。虽然技术水平最近二十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实证经济学的定理，工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要从轻纺工业，到原材料工业，然后是机械、电子、信息等。我国的结构演进也没有遵循这个定理。这也就说明过去的经济学定律开始失效了。

　　过去，我们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反对过“教条主义”。现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书本出发，不能简单地采取根据经济学上的一些经验定理，推导出我们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然后提出在这个发展阶段要发展哪些产业的思路。我们往往用一些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包括现代化指标、小康指标，之后，得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要大力发展这个，大力发展那个，再确立一条方针，再用这个方针，制定一些政策，向这个方向倾斜。我觉得，这种思路和做法会带来很多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从一个案例说起，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系。我国有一家公司，为美国一些企业进行“数据处理”，把会计账本通过互联网传到中国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进行数据加工和整理，达到美国的规范要求，再通过互联网传回美国。这也就是通过互联网把数据传过来，然后中国这家公司加工以后，再通过互联网把产品卖出去。这是个案，我们的普遍做法是，进口资源加工后再出口。如我们大量进口氧化铝，在中国电解，形成铝锭，然后再用船把这些铝锭运出去出口。这是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普遍从事的一件事。这两个案例，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都是有初级产品进口、加工、运出去。区别是：一个是通过互联网，一个是通过大海和船舶；一个主要是消耗电力，一个主要是消耗智力；一个是属于制造业，一个是属于服务业。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我要说的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印度服务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导致过去那种按产业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演变成为产业分工与生产过程某一个环节的分工相结合。过去的产业分工是，英国让印度生产棉花，然后运到英国进行纺织加工。日本也是这样，进口矿石、焦炭，然后冶炼，卖出钢材，再往上延伸，生产出汽车，再卖出去。印度50%的服务业，并不都是为印度人生产的，中国50%的第二产业，也绝不仅仅是为中国人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还要按照过去的道路，走先工业、后服务业，先轻纺工业，再重化工业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重化工业产品都要在我国生产呢？去年，我们多进口了一些氧化铝，然后又多卖出去了50万吨铝锭，最后，我们多得到了9000万美元。但多得到这9000万美元，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它消耗我国大概75亿千瓦小时的电。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去年全国缺电总量的15～20%。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多出口这50万吨铝锭，我们电的缺口会减少20%，我们可以用这75亿千瓦小时的电生产其他的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用再按照过去的“雁型生产方式”，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了，我们可以直接跳到最后阶段。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只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环节、一个过程。刚才提到的那个服务业的案例，也是承接了信息服务业中的一个环节，为什么我们能接过来，美国人为什么不干这种事，因为美国的劳动力太贵了，我们的劳动力便宜。我们便宜的主要是劳动力，资源并不便宜。我们现在的GDP占全球的4%，排全球第六位。但是，我们没有讲为此消耗了什么。我们的GDP是世界第六，但我们消耗水泥、钢材、排放的二氧化硫都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或者经济结构时，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重化工业也许是全人类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它不一定是中国必走的阶段。即便说是中国不可逾越的阶段，也不是每个地区都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所有的地区都认为自己都走到了重化工业阶段了，都要向这方面发展。

　　第三个问题，我们究竟怎么去选择我们的产业，也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一直认为，中国近20多年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既能为全世界生产袜子，也在于我们能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的机翼，为IBM组装电脑，为摩托罗拉组装手机。我们利用了我们最有优势的一些环节，全方位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当然，我们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地的发展程度不同，但有些地区，的确是到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该“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现在买一条领带，大家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时髦”，买的是“设计”，买的是“身价”，即品牌。在一条领带中，过去意义上的制造业带来的附加值已经很小了，今后的趋势是还会越来越小。但我们现在干的恰恰是这个环节。我们把香港人或者法国人搞的设计传过来，然后缝纫制造卖出去。虽然写的是“中国制造”，但我们得到的利润很少。福建有一家生产锄草机的企业，贴国外的品牌，尽管100%的国产化，但中国只能得到10%，剩下的附加值都被外国人拿走了。这种例子非常多。东莞有家企业，年出口30亿美元，政府一年仅能得到1500万人民币的税收。我觉得，发达地区应该向上走，不能再简单地干现在这种贴牌生产、加工贸易和简单的组装。这些环节，还要干，但是可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我们不要把思路限定要选择哪类产业上，要选择和促进附加价值最高的一个或几个过程或环节。

　　第四个问题，广东和湖南文化产业的比较。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是13625亿，湖南是4638亿，广东是湖南的3倍，但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的附加值，湖南是220亿，广东是265，两省差不多。就是说，总量看，广东比湖南多两倍，但文化产业只多40多亿。湖南的电视、报纸、出版的图书不是全为湖南人生产的。这是不同的产业结构，湖南人有湖南人自己的优势，广东也有广东的优势。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很多地方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国家”，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等，都要自求平衡。我国有一个市，进出口不平衡，出口小于进口，这是很正常的。但该市的思路是，要进出口平衡，为此，就要多出口，出口些什么呢？就只好搞制造业。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个省不能自求平衡，一个市不能自求平衡，甚至一个区域也不可能自求平衡。

　　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这些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能达到70%甚至更高，但这些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只有40%，跟中国的平均水平差不多。美国已经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但工业化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政地区都工业化。日本多数的县还是以农业为主的，还有的地区就是以生态为主，如果把中国的三江源生态区搞成工业化地区，对全体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所以，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不能自求平衡，重化工业更不能自求平衡。一个地区不能说自己的产业结构过轻了或者过重了，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是合理的结构，不能人为地去追求重化工业的提高，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少数城市已经深感人口压力是最大的压力，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了。怎么办？人口压力与经济增长是一对矛盾。要增大GDP，又发展那些恰好适合低素质劳动力进入的产业，人口当然要进来。农业社会为什么人都是分散居住的，因为，农业社会，耕地是人们的就业岗位，耕地是分散的，所以人的居住也是分散的，人是随着耕地走的。工业社会，就业岗位是工业和服务业，工业和服务业都是集聚型的，所以人口的居住也是集中的。而且，一个地方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后，其他企业也会过来。因为这个区域的交易成本最便宜，即使传统意义上制造业成本高一些，也愿意过来。乡镇企业的生产成本可能最便宜，但它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都跑到东莞、苏州扎堆来了。人也必然要跟着企业走，虽然有些行业是“无人化”了，但是更多的行业还是做不到。人不能搭着飞机来上班，就必然要到这儿来居住。劳动密集型的缝制领带的企业来了，人也就过来了；企业过来的越多、GDP越多，但人也就越来越多。这是挡不住的。

　　但是，过去我们考虑经济增长时，往往不考虑人的问题。人不仅有一双手能创造GDP，还有一张嘴要消耗，会污染，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在一些人口和经济已经比较密集的区域，要有所限制，不能再盲目发展了。这些区域，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水泥地、变成工厂，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吗？

　　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人口的问题，还要考虑当地的资源环境是否能承受。如果一些地区的水价，完全按照市场成本和生态成本核算的话，那些地区靠饮水和超采地下水发展的钢铁，汽车业，都会倒闭。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要给一些地区解决跨区域调水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再布局工业项目。既然没有水，发展工业还要引水，把这个工业项目布局到其他地区不更合算吗？我们只考虑汽车厂来了以后会有GDP，但却没有考虑汽车厂来了以后，人也会来，水的问题、电的问题、污染的问题、交通的问题也会来。

　　我曾说过，国家间的发展，一靠科技，二靠区域。一个国家的竞争，其实就是几个区域之间在竞争，并不是一个国家所有的区域，都能参与国际竞争。日本有竞争力，但它的一些“地方城市”根本没有竞争力。一个有竞争力的区域，不应该仅仅成为打工者的“打工地”，还应该成为“人类的家园” 。一个区域的竞争力不可能建立在大规模的、长期化的、流动着的打工者的基础之上。

　　再讲两点。现在我们讲 “既快又好”的发展，我个人认为，不同的地区，要考虑好二者“孰轻孰重”。“既快又好”有时是矛盾的，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不同区域，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把什么放在第二位。我个人认为，有些区域应该把“好”放在第一位。一个地区，如果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快”的边际成本将越来越高，而且，边际成本也不是自己承担的，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从全国看，增长8%或者比8%低一点可能会更好。一旦增长达到9%或者9%以上，多增的那一个百分点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也不值得。我们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但是，提前翻两番会怎么样？现在的“翻两番”与过去那个“翻两番”的含金量不同。过去的翻两番，增加的一块钱，现在必须增加四块钱。如果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意味着过去我们消耗一吨煤，现在要消耗四吨煤，过去排放一吨污染物，现在要排放四吨污染物。我们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去年增长方式甚至进一步恶化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多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代价太大、难以为继、不可持续。

　　再讲一个观点，要拓展农业功能的认识。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农产品的产业了，它还是绿色产业，是环境产业，是景观产业。尽管这些地区的农业本身不赚钱，但它给这个区域的人民带来的环境价值、景观价值、绿色价值是难以计算的。很多发达地区都说，我这个地区的农地转为非农产业能创造很多GDP，比中西部地区高很多，应该让我这个地区的农业转为工业用地，让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粮食。这是常识，大家能够算出来。但这就是现代化吗？现代化就要把本辖区的农地、绿色空间都消耗掉吗？我觉得不是，如果这样，眼光太短浅。我们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一些。一个地区长久的竞争力，应该是能够成为“人类的家园”，如果没有了绿色空间，能成为“人类家园”吗？

　　对深圳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主要是从全国角度考虑谈的一点个人意见。说的不对，请大家见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