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谢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特别要感谢我们的老校长滕藤教授！

　　（一）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靠创新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段时间大家都注意到温总理在算一个帐，他的加减法、乘除法，对我们有不少启示。中国人很多，国内不少资源短缺，相当程度上靠进口来维持，比如说，石油进口现在已经占到40%,因为国内现在已经生产不出很多的石油。铜的进口已经占到年使用量的80-90%，钢铁的进口量现在也很大了。固然改革开放我们不能排斥进口，要借助国际资源发展自己，但资源短缺确实是一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更多的依靠科技、依靠创新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只有靠科技、靠创新，才能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使经济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另外，我们已经到了可以靠科技、靠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1998年前后，有位英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还没有到能够靠科技、靠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程度。他的基本依据，就是根据国际经验，认为中国的科技实力、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性等还有缺陷。进而，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到依靠科技、依靠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但是，经过国内这些年来的研究，再看看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可以靠科技、靠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二）
　　江泽民同志讲，“创新是民族兴盛的灵魂”。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可以说，如果没有科技发展与创新，就没有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等。深圳的发展到了以技术创新、业态创造为过程，以经济组织创新、深层的制度创新为保障的阶段。
　　什么是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就是在经济生活当中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形成了新的生产函数。技术创新还可进一步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如果我们给技术创新一个更为通俗的定义，所谓技术创新，就是打破既有的技术均势，在经济生活中引入新的技术和技术构想、技术方案。所谓业态创新，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在一段时间后逐渐相对稳定，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商业业态，故业态创新本质上是商业模式创新。故严格来讲，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不同的就是对同样的事情可用不同的文字来描述它。
　　“凭借创新来谋求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在中国现在有三大误区，特别是业界有三大误区。
　　第一是轻视产品创新之后、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特别是在制造业，不少企业认为新产品搞出来了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OEM或兼并收购他人的制造能力来实现批量化产销，实际上不尽其然，不是这回事。国内某高校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科学进程上来讲有取得了很大成绩，新产品开发出来了，商业前景很好，但没有走到批量化产销的程度，结果将具有很好商业前景的新产品溺死了。
　　第二个误区就是轻视业态创新，或者说轻视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就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达到理想的彼岸的桥和船”。如果我们在做事的方式方法上没有创新，永远是老一套，陈规守旧，那就不可能将事情做得更好。
　　第三个误区就是区域产业发展盲目化，片面强调发挥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发挥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这对不对呢？有它对的地方，但也不尽其然。市场需要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资源禀赋优势能够体现的东西，这就需要深思了？换句话说，你的优势能不能与主流市场需求对接？如果不能对接，你的资源禀赋优势就很难成为市场优势。后面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考虑这三个误区，要想通过创新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需要关注四个问题。

　　（三）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关注“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特别是对我们的制造业。什么是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就是在产品创新之后，批量化生产之前，企业需要做大量工作。我们把这个阶段所要做的工作称之为“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简称为TIM。产品创新之后，企业需要整合多门类的知识、技术、商业理念，形成批量化产销所需的产品方案、制造流程、制造系统、管理方案、商业模式的过程，这就是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很多朋友有制造业的经验，都很清楚，一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了，要走到批量化产销的阶段，并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考虑“开发出来的产品能不能批量化产销”。需要考虑产品设计的标准化问题，原材料、零部件选择问题，所有工艺环节怎样用设备实现的问题，设备链接问题，产销过程控制问题，还得考虑怎样按照市场需求有节奏的产销问题。所以，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如要达到批量化产销程度，就需要构造批量化产销的平台，既涉及硬件，又涉及软件，这需要做大量工作。
　　如果我们把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做一个大的阶段性划分，至少可以分成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面向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第二个阶段是面向批量化生产阶段的产销整合（TIM），第三个阶段是制造过程当中技术控制。可见企业实施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的必要性。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例子，特别是制造业的例子，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本来很有市场需求，结果因为企业没有实施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更没有走到批量化产销的阶段，企业就误以为自己这个产品市场不需要，结果自己将辛辛苦苦开发的新产品“溺死”了。
　　关于TIM，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很有启发。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即在一定投资规模范围内，投资越多，投资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但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半导体行业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即在一定的投资规模之内，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并没有递减。哈佛大学和TIM几位教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是企业重视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的结果。不少企业每开发出新产品后，都要按照产销新产品的要求，从头去整合批量化产销所需的“产品方案、制造流程、制造系统、管理方案、商业模式”，这就使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的临界点大大后移了、推迟了。这显然是件好事。美国有这样的经验，韩国、日本、甚至我国台湾企业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大陆也有这样的经验。可见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的重要性，国内外不少人士说中国是“生产大国”，我们要从“生产大国”到“制造强国”，这就需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技术从哪里来？只能靠企业大力实施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
　　在哪些情况下企业需要实施TIM?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开发出领先的根本性的新产品，你要找到生产这种产品的一整套的东西，其他企业没有，那你就得自己通过TIM形成那些东西。再一种情况，就是率先创新者不愿意提供制造技术、制造系统的模仿创新。你这个企业看到市场上某种产品赢利性很好，自己也想去产销同一产品。但有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的企业不愿意卖给你，那你同样需要实施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
　　TIM的内涵，就是要综合考虑新产品的功能结构、新产品的市场需求特征，生产材料、工艺、标准化、设备、过程控制要求，企业的技术基础、投资能力、产业技术环境，设计相关的技术方案、管理方案和商业方案，选择适应批量化产销要求的产品制造方案、制造流程、制造系统、制造管理方案和有效的商业模式，这样才能形成批量化产销的能力。TIM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技术努力、管理努力、商业努力，将企业从产品创新平台推到批量化产销的制造平台。

　　（四）
　　需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业态创新的问题。前面说了，业态创新的本质是商业模式创新，解决的是从创造价值到实现价值的逻辑化的方式方法问题。解决了毛主席所说的“桥”和“船”的问题，才能将企业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上世纪90年代，国内原有的商业企业一个个倒闭，除了企业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原有的商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单一，不是百货商场就是杂货铺，再加上并不专卖的“专卖店”，商业模式与市场需求的消费者的购买方式衔接不上。衔接不上，那就只能被市场淘汰。
　　可喜的是，这几年，我国零售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零售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极为活跃。按照国家商务部的一个资料，目前国内零售业至少有百货店、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仓储式商场、专业店、专卖店、购物中心等商业模式。如果没有这些新兴起的商业模式，零售业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今后要发展，还得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另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不少企业缺少新技术，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移不过去。正像我们的老校长滕藤教授讲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大家期盼的，但又是很为难的事情。不少学校有很多很好的科研成果，但就是转化不出去，就是产业化不了，说大家没有积极性可能不是，说这技术不好，可能也不是，往往可能是没有寻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最近，我看到一个企业，就是北京清华紫光英力公司，是清华大学旗下的一家化工高新技术企业。这个企业创造了一套很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模式，即“学、研、产的商业模式”。这几年社会上讲“产、学、研”，即企业、学校、研究所。紫光英力讲“学、研、产”，在该企业工作的学生和教师是“学”，学生、教师共同完成研究项目叫“研”，这家公司把学生和教师的研究成果拿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看哪些技术有转化的价值。有转化价值的成果就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深度开发。还要看到底是自己直接转化价值大，还是通过技术入股、改造社会上某个企业价值大。这就是紫光英力的“产”，“产”的是企业需要的、直接可用的技术，以及紫光英力自己可以直接产业化的技术。靠这一套办法，他们解决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由此可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如果更多的高校院所能学学清华紫光英力，整个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就会大大提高。

　　（五）
　　需要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以产业主流化再造深圳”。为什么要说以产业的主流化再造深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产业发展主流化，才能与主流市场需求相吻合；与主流市场需求相吻合，才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企业、区域以至国家才有成长的前景。未来深圳的产业发展如果偏离主流需求，就可能掉进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而不可能是“仙境”。
　　在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经济发展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线条，即哪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跟上了当时的主流需求，那个国家的经济就大发展，否则，就可能倒霉。如在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中期，战败国需要恢复经济，战胜国需要加快建设和发展，国际“主流需求”是对能源、材料、装备的需求，机电能源重化工业得到较大发展。60年代中期－70年代后期，国际主流需求是不少国家都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新材料、新能源、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行业得到较大发展。70年代后期－80年代后期，国际主流需求是不少国家都在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交通、能源、材料、汽车、智能化装备、IT产业等得到较大发展。90年代以后，国际主流需求是继续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计算机、通讯、交通等行业继续高速发展。当然发展哪些产业还要跟自己的基础相结合。
　　由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经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发展，就得做符合主流需求的事情，迎合主流需求，发展主流产业。21世纪初的30年代，中国的主流需求一是持续提高生产质量与效率，二是持续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三是持续增强社会沟通和受益公平性，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应的主流产业一类是IT产业、智能化装备、通讯、物流、交通、中介产业；一类是种植业、耐用消费品、房地产；一类是计算机网络、通讯、交通；一类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产业、民办教育（同时增强居民的谋生能力）。
　　“深圳再造”同样有一个产业选择问题，无论称“进一步发展”，还是“二次创业”，产业发展一定要符合国内外主流需求。首先是产业整体要高新技术产业化。因为深圳目前的基础，深圳整个的创业环境，都与国内其他不少地区不一样，高出其他地区几个肩膀。如果说西部某个地区产业发展要高新技术化，大家会说“这是痴人说梦”，是不可能的，但深圳完全有可能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整个产业有基础高新技术化。我注意到一个数据，现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创造的价值已占到GDP的60%左右，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县，就是硅谷那个地方。这个县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90%多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假设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它在1998年时的GDP就可以排到全球第11位，它的出口也能排到全球前15位，该县的力量源泉就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县就是例证。
　　对于深圳来讲，要再造、要二次创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千万不可走内地某些地区的老路。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符合国内外主流。有些高新技术产业不是主流，深圳不需发展非主流的高新技术产业。所以，需要从深圳本身实际出发，结合国际大趋势，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选妥可以发展的产业。

　　（六）
　　再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制度创新不可轻视。吴敬链先生讲“制度重于技术”。这个判断“一针见血”。如果我们把这个话改一下，就是“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重于业态创新，重于产业的主流化”。为什么？因为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业态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保证。
　　制度有效率，大家做事就有积极性。如果制度缺陷过大，事情就比较麻烦。大家都有体会，传统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主要发挥领导的积极性，只发挥大领导的积极性，不发挥小领导的积极性，结果就把“勤人变成了懒人”，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一个致命的缺陷。规范的市场经济“使人变成理性的经济人、讲信用的经济人”。最麻烦的是非规范的市场经济，它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转变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具有两面性，既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可能使一些“好人”变法律意义上的“坏人”。为什么我把它叫做法律意义上的“坏人”？就是从法律上来讲，某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是违法违规的，但可能他并没有违背社会良知和做人的良心。问题往往出在制度缺陷上！尽管某个人并不是道义上的坏人，但犯了法就不能不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完善现在的非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
　　另外，不完善的激励和非严格的监督必然导致造假。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在探讨对企业家的激励问题，一段时间十分推崇股票期权制度。后来发现股票期权制度也有毛病，即便在市场经济十分成熟的美国，也导致了“安然”高层的集体造假，由此我们即不难看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制度创新的艰难性。所以，我们在关注面向批量化产销的技术整合、关注业态创新、关注面对主流需求的产业发展这样三个问题的同时，还得关注制度创新。目前，需要尽快的是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对公务员的激励制度；需要尽快完善企业家制度，特别是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监督制度；另外，还需要尽快完善我们的司法制度。改革往前走，司法制度建设要跟上。否则，就可能付出本可避免的某些代价。
　　最后，祝深圳更好、更快的发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