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9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见证下，内地与香港达成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安排》"，英文简称CEPA），双方共同签署了《安排》文本以及有关磋商纪要。CEPA的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里程碑，两地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给深圳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一、CEPA的主要内容
　 《安排》的总体目标有三个方面：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的实施细则将在2003年9月完成。双方将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安排》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承诺；双方将通过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安排》的内容，从而令《安排》具有动态的发展效果。

　　在货物贸易方面，香港将继续对所有原产内地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 内地将自2004年1月1日起，对原产香港出口到内地金额较大的273种商品实行零关税。这273个商品的原产地标准将于2004年1月1日前磋商确定。内地将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对剩余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但须事先由特区政府核定产品确实在港生产，并由双方核定产品清单和确定原产地标准。为保证货物贸易优惠措施的实施，双方将加强和扩大行政互助的内容和范围，包括制订和实施严格的原产地证签发程序，建立核查监管机制，实行两地发证和监管机关联网、电子数据交换等措施。1 从静态看，在2006年，即使全部出口到中国内地的港产品都实施零关税，《安排》对香港企业带来的好处依然有限。但是如果从动态考虑，得到的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了。CEPA商谈原则是香港企业在内地的待遇“优于世贸，先于东盟”。CEPA将有助香港吸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高产值行业，优化香港的经济结构。2
　　在服务贸易方面，从2004年1月1日起，内地将在17个行业对香港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包括管理咨询、会展服务、广告、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 、分销服务 、物流、货代服务、仓储服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 、视听服务、法律服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涵盖了香港大部分服务业。《安排》中对服务业的放宽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也给未来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安排》中服务业方面的开放有以下特点。
　　第一，充分照顾到了香港服务业的结构和长处。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而且香港的服务业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即为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基地而配套的服务业，与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本次《安排》开放的服务业基本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属于香港的强项。开放的幅度与香港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相配合。3
　　第二，在中国服务业的整体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适当提前对香港开放。在17个开放的服务行业中，大部分行业都准许香港企业在内地设立独资公司。在会展、建筑顾问、货运代理、物流、视听服务等方面，与内地相比，香港公司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这种提前开放将有助于巩固香港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同时，也令2006年中国按照入世协议向全球开放时，香港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
　　第三，对香港居民的准入条件大大放宽。这种放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计师、律师、保险代理、医生和牙医等专业人士和专业资格的准入条件放宽，并提供了其他便利（如缩短每年必须在内地居住的时间等），推进内地和香港双方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二是普通的香港居民可以在广东开办个体工商户。
　　第四，在香港公司的定义方面，比较灵活、客观，考虑到了香港的现实和国际的可能反应。香港公司的定义强调企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成立，并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及在港缴纳利得税，企业在香港雇佣的员工应占其员工总数的50％以上（含50％）。因此，香港公司定义并非以国籍界定，而是以注册地为准，外国公司或人士只要符合要求，也可受惠于CEPA，这显示了香港一贯坚持的公平原则不变，不会歧视外资。应当说，这个定义是有助于香港继续保持中国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和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第五，鼓励双向交流，扩大香港作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窗口的功能。《安排》除了放宽香港银行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更进一步推动“北水南调”及资金双向流通，包括鼓励内地银行把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移师香港、明确鼓励内地金融机构来港收购本地企业及上市集资。应该说，这个做法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可吸引更多海外金融机构来港设立分公司。另外，在扩大双向交流方面，还提出要扩大旅游业的合作，加速广东居民以个人身份来港旅游。
　　除了上述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安排》还提出了要在内地和香港之间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安排》提出了以下七个领域：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在这些领域中，特别重要的是通关的便利化，《安排》要求建立双方海关信息通报制度，探讨数据联网、发展口岸电子清关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双方对通关风险的管理，提高通关效率。从过去20多年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的情况看，香港企业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随着加工量的增加和加工度的深化，对海关监管和提高海关的效率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一般认为，《安排》的实施，更多地将令香港单方面收惠。或许，这也是香港当时向中央要求建立内地与香港的自由贸易区的初衷。但是，从《安排》的实施效果看，它对内地同样有所帮助。一是可以提升内地的服务业水准，正如2003年6月30日的《明报》社论指出，“内地逐步发展成世界制造基地，急切需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比如为制造业做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法律和会计服务，以及为企业筹集国际资金等，香港服务业的人才熟悉国际惯例，也具备国际网络，可以为这个世界工厂提供高增值的服务，CEPA开放服务业予香 港，对内地企业及香港的专业人士均有利，是典型的双赢安排”。这个过程，同样也为内地的服务业向世界其他国家全面开放提供一个试验田。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内地的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贸然而全面对国际开放有一定的风险，而香港的某些服务行业具有国际一流的水平，但香港的经济规模不大，内地服务业向香港的率先开放，在与规模较小的香港服务业竞争中可以赢得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在2006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结束之后的全面竞争。二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中国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条款，对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有重大的借鉴作用。因此，在《安排》中有几个条款值得格外重视，例如，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和第16条，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的内容不再适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相符的非关税措施；内地将不对原产于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4上述15和16两个条款已成为未来中国出口和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安排》有意识地排除了这两个条款，也为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同类自由贸易协议排除这些条款打下了基础。至于《安排》规定双方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因为中国目前是国际反倾销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从法律上看，《安排》巧妙地排除了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遭遇到的一些不公平待遇，代之以双边的安排—“如因《安排》的实施造成一方对原产于另一方的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并对该方同类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该方可在通知对方后临时性中止该项产品的进口优惠，并应另一方的要求开始磋商，以达成协议”。如果这个做法能够在未来推广到其他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对中国的国际经贸关系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CEPA与香港经济的复苏

　　1998年以后，随着金融风暴的冲击和泡沫经济崩溃，香港经济进入了周期性下降和结构性调整并存的困难时期，而在两者之外的更大背景，则是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了空前的压力。同期以来，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新加坡都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韩国经济则经历了大落大起，虽然从其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的表现还可以，但目前仍有相当大的隐忧。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在内外交困之下，其经济已经10余年停滞不前，因而日本国内的“中国输出通缩”、“中国经济威胁论”、“人民币升值论”喧嚣尘上。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与中国相若的东南亚，经历金融危机后，已经比中国经济落后了一个档次，早已失去了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势头。

　　香港经济问题的成因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过去6年来，从中央到香港，从商界到学者，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特区政府作了大量的工作，仍不见成效；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政府也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5但似乎也未落实到关键之处。在CEPA签署后，随着中央帮助香港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短短两个月内，香港经济就呈现出明显的止跌回升势头。例如，香港申请破产的人数七月份大幅度下降到17个月来的低水平，申请综合援助的人数增长率大幅度放缓，股市回升到一万一千点以上（最高日成交量达到190多亿元，创下两年来的新高），香港的旅游业从两个月前要向政府申请补贴到出现三星级酒店不够住的情况，房地产价格也触底回升。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CEPA对香港经济由极大的刺激作用。笔者估计，香港经济应该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步入一个上升的长周期，其原因和作用机理如下。

　　第一，CEPA从法律上保障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解决了香港经济未来的定位问题。过去40年香港的发展，取决于香港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良好的战略定位。但是，回归以后，面对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等地）的飞速发展，香港的定位出现了严重问题。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外国要接受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国际上看，作为一个殖民地的香港和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是有相当大区别的。回归后，香港碰到的一个尴尬问题是，美英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将香港从自己的圈内剔除，香港和中央政府需要相当的努力和代价来证明香港的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资本都高度关注中国，但传统上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香港又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反而因中国加入WTO和逐渐全面开放而不断丧失自己的中介地位。从经济上看，至少在回归后的头六年，“一国两制”的框架给香港带来的是既有战略地位的模糊和传统优势的丧失。再加上90年代后期正赶上全球信息产业革命的高峰，香港根本没有强大的技术力量，无法为其传统的经济腹地珠江三角洲提供新的增长动力。而其所拥有的法制、开放、与国际接轨等传统优势又因“一国两制”形成的边界无法与中国接轨而落实，难以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只是从政治方面解决了香港的定位，但并未从制度上涉及到香港经济的定位，CEPA填补的就是这么一个空档。

　　在CEPA的框架之下，香港和内地之间建立起了超越WTO一般规则的更紧密经贸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可以从不断开放的中国经济中率先获得好处，从而在国际经济中为香港经济确立了新的定位，形成了国际经济界和国内其他省市重新研究香港、高度关注CEPA的热潮。而且，在中央政府的高度关切下，CEPA的开放幅度超越国际上一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大幅度扩展到香港最强的、内地最缺乏的服务业，以至于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业务、内地居民以个人身份到香港旅行（更关键的是经商）等全新领域。这些开放措施，充分考虑到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在新形势下的互补性，既是对香港的帮助，又不仅是对香港经济的输血，而且是以香港的国际化、开放和金融方面的优势在帮助中国经济更健康和更稳妥地走向全球化，这种新的互补性将有助于香港再创新优势和形成新的战略地位，并且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两个月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香港经济发展的政策，表面上看是给香港输血，但从实质上看，这些措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和香港内部引起反响，是因为它们切中了香港经济的脉搏，能够有效发挥香港的基本制度的潜在优势；反过头来，它又表明了香港对内地的作用。从这点出发，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优惠政策的前提应该是这种优惠能够转化为香港在国际竞争中的新优势，进而转化为香港内部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因此，美国《财富》周刊“谁要香港？”的疑问已经消除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香港就不会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而将继续扮演会“下金蛋的母鸡”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央和香港两个方面，都要继续发掘CEPA的内涵，既为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又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开放提供新动力。

　　第二，从周期上看，香港经济已经触底回升，只要措施得当，其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回归以后，香港经济面临周期性下降和结构性调整两重压力，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很大。例如，2000年香港曾经出现周期性回升，但由于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当年10.2%的增长率并未体现为民生的改善。从构成经济的土地、劳工、资本和商品四大市场来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劳工市场、资本市场都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房地产和劳工市场的失衡体现为泡沫经济造成的价格刚性，资本市场体现为20年不变的联系汇率严重侵蚀了香港的竞争力。一次性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简单方法是汇率脱钩和贬值，但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于是，香港的房地产和劳工市场便只能通过价格下调的方法缓慢地恢复平衡，在全球性通货紧缩的背景下，香港内部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最终，这种压力体现为2002-2003年财政年度特区政府高达GDP5.5%的财政赤字，一旦香港现在还剩下的3000亿财政储备坐吃山空，香港的联系汇率也会无路可走，整体经济的前途岌岌可危。因此，2003年3月份，财政司长梁锦松的财政预算案，以削减财政赤字为重点、并计划到2006-2007年恢复财政平衡。财政赤字问题的引爆，一方面，给香港经济未来的前景埋下了巨大的变数，降低财政赤字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将进一步压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它又令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指数降低至谷底。三月底以后，香港受到SARS的严重冲击，虽然从结构上看，香港经济见不到改善的曙光，但从周期上看，香港经济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地步。甚至可以说，SARS大大加速了香港经济周期探底的速度。从客观后果上看，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见底，也给政府的刺激措施提供了新的空间。

　　对比7月中旬以后政府措施的有效性和此前政府措施的无效性，笔者认为，这预示着中央和特区政府共同努力，可能终于找到了刺激香港经济回升的着力点— 即短期内是恢复香港本身的人气，以及成功引起外部（包括内地其他省市和国外）对香港的重新重视；长期则是树立港人和国际社会对香港经济新定位的信心。其中的机制如下，通过CEPA的实施，以广东、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到香港旅游为开端，加上国内其他地区的旅游团陆续到港，香港的旅游业突然升温，酒店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而且这个状况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游客的大量来临，会刺激香港的交通运输、餐饮和零售等一系列服务业，具有直接而强大的短期效应。更重要的是，这将带来香港其他服务行业（如医疗、牙医、教育等）的发展，这些居民在香港的商务活动也将同步展开。因此，通过CEPA的实施，香港已经实质成为先富起来的中国居民正式走出国门的第一站，这对香港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以人流的双向流动为开端，加上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逐步推行（代表资金流在内地和香港的双向流动），在过去六年中“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的资金和人流单方向向内地流动的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真正确立自己经济在中国大发展格局下的新定位。以笔者的估计，这个趋势再持续半年左右，国际社会对香港的评价将会发生改变，国际上的服务机构将会再度向香港集聚，以把握大量中国游客来到香港、进而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形成的新商机。从这个意义上看，香港经济很快就能走上新的上升周期，虽然香港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如人口的教育结构问题、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但只要信心恢复，经济成长的动力和机制得到巩固，上述问题在发展中得到缓解和解决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以前。一旦地产市道转跌回升（已经显出若干迹象），香港政府可以继续卖地，从而有可能比较顺利地缓解财政赤字问题。事实上，通过上述机制，果真能够拉动香港的房地产的话，香港经济恢复的难度可能远远小于预期。从过去六年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特区政府的管治班子，还是中央政府的研究部门，都还没有把握住以市场力量为主的香港经济的脉搏，希望这次是一个成功的开端。

　　第三，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终于理顺，基本解决了香港未来发展的腹地问题。从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看，粤港合作是广东和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80年代，是香港的辐射和领导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90年代，广东的发展和香港在珠江三角洲投资企业的收益又促成了香港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香港回归之初，广东曾经满怀期待，不料碰到了当时大香港主义情结的软钉子，加上香港经济随后陷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对珠江三角洲的辐射和拉动能力大大降低。2001年以后，香港认识到深耕珠三角的好处，又碰到以广州南沙开发计划为代表的广东自主发展模式，港、穗、深之间的矛盾成为新闻的焦点。就连港澳珠大桥这样一项有利于整个大珠江三角洲全局发展的基建，都难以尽快实施，香港方面深感有被珠江三角洲抛弃的危险。
　　但是，离开了香港的珠江三角洲是难以持续发展的。1997年以后，广东经济同样徘徊不前，始终无法像前10多年那样不断上新台阶，原来的香港和珠三角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变成了过去6年来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前几年，深圳和广州的发展规划，无不以取代香港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为目标，整个大珠江三角洲内部，继机场之后，深水港的建设和物流中心的发展，成为一个接一个的恶性竞争领域。
　　如今，以张德江为首的新任广东省领导人终于从战略高度走出了广州等城市以邻为壑的误区，拉开了粤港新一轮合作的序幕。这个突破，主要来自广东省对粤港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8月5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与董建华会晤时指出，乘CEPA签订的东风，粤港合作基础雄厚、潜力极大、时机大好、商机无限、前景广阔。在这次会晤当中，双方围绕着落实CEPA协议，确定了近期合作的十二个重点方面的具体内容，粤港合作从此步入正轨，其中最关键的广东方面明确了粤港经过合作发展的总体思路。黄华华指出：争取通过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把包括广东和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广东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香港要发挥服务业的作用，广东要发挥制造业的作用，实现双赢。这个提法，再次确定了前店后厂的模式，实在出乎绝大多数珠三角研究专家的意料。过去多年来，无论是珠三角地区的学者，还是北京等地的学者，都提出前店后厂的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实践中，早已扬弃了香港是龙头的思想。但从广东省全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法确实有高明之处，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首先，它紧随中央的部署，明确提出保障和发挥香港的优势，确保香港经济（其实就是服务业）的长期繁荣稳定。第二，香港经济一旦止跌回升，必然会给广东经济带来新的机遇。第三，更重要的是，它强调CEPA的作用，也希望将CEPA协议中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落实为广东在未来自身的政策优势，重现广东80年代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做法，改变90年代因上海崛起而出现的政策劣势。在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运用得当，CEPA对广东的好处，恐怕不亚于对香港的帮助。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粤港双方政府互相信任、真诚合作，未来几年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互动又可以恢复原来的良性循环，相互促进，再上新台阶。在与长江三角洲的竞争中，大珠江三角洲下滑的趋势可以止跌回升。在这个背景下，深港关系与深圳的国际化战略也面临新的机遇。

　　三、深圳的战略定位与城市国际化战略
　　过去2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经济奇迹，由昔日的边陲小镇变成一座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都市，许多经济指标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而且，在众多城市竞争力的评比当中，深圳也居于前列。但从1995年以后，深圳逐步丧失了政策优势，深圳原来担负的政策试验功能被大量转移到上海（如海关“大通关”等），这种趋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被停止主板上市达到顶峰。在这个不利的政策背景下，我们看到，深圳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一系列隐忧。第一，深圳的GDP虽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出现停滞的局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苏州等其他增长较快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停滞，意味着深圳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深圳的总体经济规模被苏州赶超在所难免。第二，在珠江三角洲内部，深圳的发展势头被广州等地赶超。90年代后期以来，深圳的城市定位缺乏明确的战略导向。而近年来广州的城市建设和重化工业（以汽车行业为代表）、东莞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佛山地区又在进行新的整合，此消彼长的趋势势分明显，导致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内部的领先地位逐步丧失，珠三角的各种资源不是向深圳集聚，而是向广州集聚，甚至深圳的人力资源也在向广州集聚。第三，最关键的是，深圳的产业竞争力未能持续巩固，未能在良好的基础上形成最能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集聚效应。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物流业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在高科技产业中，深圳的电子和通信设备生产占据全国的重要地位，但近年来深圳基础非常好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没有出现集聚效应，跨国公司的投资、国内民营公司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向深圳集聚，反而是深圳的电子和电信公司向全国其他地方投资的速度大大加快。在附加值较高的笔记本电脑和信息产业的半导体和LCD显示器等上游产业，深圳也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因此，与上海的张江和苏州的几个工业园区相比，深圳的优势产业并没有出现最能体现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集聚效应，反而呈现出相当的离散趋势。同样，在近年来新兴的物流业也有类似情况，这必须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然而，今年以来，特别是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后，深圳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第一，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深圳的发展。继4月中旬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深圳，提出深圳要继续扮演改革开放“试验田”和“排头兵”的角色后，7月1日国务院温家宝视察深圳，温总理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又提出了“增创新优势、走出新路子、实现新发展、办出新特色”的期望。7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培炎等国家领导人借不同场合来到深圳，考察深圳的“大通关”、深港西部通道等软硬基础设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过去几个月来深圳恢复了80年代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地位。深圳的城市扩展、深圳的总体规划、创建一所一流大学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深圳的发展和定位得到了广东省的高度重视，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了深圳要建设“国际化城市” 。在此基础上，深圳提出了自己的新定位—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改革开放20年来，作为最早、最成功经济特区的深圳享有计划单列权，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有机联系并不密切，深圳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惠州等地未能形成紧密的城市与腹地关系，珠三角广大地区的人流、资金流和商务流未能充分向深圳集聚，从而导致深圳的服务业、特别是工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近年来广州崛起并形成大都市效应后，深圳缺乏珠三角腹地支援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新一届广东省委高度重视深圳的定位，无疑为未来深圳妥善处理其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在CEPA的框架下，香港与内地关系取得突破，给深圳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作为目前唯一的陆路联系通道，在香港与内地的商品流、信息流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人流、资金流和商务流逐步从单向发展为双向的过程中，深圳的区域优势凸现。如果香港经济能够触底反弹，如果粤港关系能够取得突破，深圳将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深圳建构国际化城市的进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笔者认为，深圳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深圳的战略定位，对“二线关”作出妥善处理。深圳的战略定位与国内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涉及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方面，如何发挥深圳的功能。8深圳的城市国际化战略，只能在上述两方面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实施。如果需要强化深圳的特殊地位，就应当强化“二线关”；反之，则应该尽快撤销“二线关”，让深圳与区内、国内其他地区顺利实现资源和人员的完全自由流动。
　　同时，要利用CEPA的契机，在短期内让深港关系取得突破。所谓“短期”的概念，是指规划中的港珠澳大桥通车前3-4年的时间短。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深圳与香港的经济一体化关系要取得重大突破，在重大软硬基础设施方面做到“无逢”连接，为深圳未来的发展形成全新的区域和产业集聚优势。

注释：
　　①根据香港方面的统计，目前出口往内地市场的金额占香港本地整体出口额比重约三成 。2004 年 1月率先受惠的273种产品 ，包括成衣纺织 、钟表首饰和电子产品等 ，占香港目前出口到内地本地产品总额的60％ ，若连同现有其他内地进口零关税的产品 ，则占总额逾90％。根据香港方面的估计，从静态看香港因为零关税每年可节省7.5亿元关税开支。余下的2000多种港产货品，最迟在2006年1月1日后全部零关税。届时，中国对其他产地的商品关税率平均仍达8.9％ 。
　　②例如，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林健锋则表示，连同在港设厂的港资及外资公司，以及因此带动的附带行业，预计未来2至3年CEPA可为港创造4至6万个职位。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指出，CEPA大部分条款将给香港带来莫大裨益，其中取消港制产品关税将可吸引一些高关税行业，如珠宝等投资回流到香港。
　　③例如，将中国在入世承诺对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门槛适当降低到香港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可以进入的水准。如降低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将设立分行和设立法人机构的资产规模要求同时降至６０亿美元，从而令8家香港的持牌银行能够进入内地市场。又如，在香港较有竞争力的外贸方面，也将门槛适当降低，将香港投资者前三年的年均对内地贸易额降至不低于１，０００万美元，在内地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外贸公司，香港投资者前三年的年均对内地贸易额降至不低于５００万美元，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涉及到对于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安排，将中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这个标准将从2002年起维持15年；第16条涉及到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是一个其他国家专门针对原产于中国的商品采取的歧视性条款，而且该条款将从2002年起维持12年。
　　⑤例如，2002年上任总理朱镕基专门到香港打气。
　　⑥正因为如此，内地许多其他省份，也在积极研究CEPA的内涵和后续政策。
　　⑦ 在视察上海时，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期望是“适应新形势、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再攀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