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高技术产业：总量增长、结构特点与问题
　　200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由1995年的4098亿元和1081亿元，增加到12263亿元和3095亿元，8年间都分别增长了近3倍，年均递增19.5%。2002年，工业增加值达到3768.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1.8%，增幅比全部制造业平均水平高出了3.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6.2%提高到2002年的9.9%；占GDP的比重也已由1995年的2%逐步提高到到2001年的3.6%。

　　从结构上看，在高技术产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显示出了极快的增长速度。在1995年至2001年间，这两个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9.4%和20.3%；医药品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5.6%和12.5%。不同速率的增长导致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结构变化。1995年，按产值的绝对量来排位，依次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其产值比重分别为50.2%、24.5%、9.2%、8.6%和7.4%，而到2001年，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已上升到第三位，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则退至第四位，比重分别为52.4%、23.3%、13.9%、6.2%和4%。
　　从90年代开始，高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全部商品出口总额和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95年，分别为6.8%和7.9%，到2002年，则上升为20.8%和22.8%。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一直处在逆差状态，2002年逆差总额为149.8亿美元，比1995年的117.4亿美元增加了27.5%，但在这一时期，贸易特化指数已有1995年的-0.37%下降到2002年的-0.10%。虽然一般认为贸易特化指数在3%以上才说明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但贸易特化指数这一递减的趋势部分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引进消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

　　我国高技术产业同样显示出了产业集中化和区域集中化的趋势。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占据了通讯市场；上海和西安的两家飞机制造公司是中国民用飞机的生产基地；联想、方正公司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开始取得寡占地位；长虹、TCL、康佳、创维等四大厂家占有着70%以上的电视机市场，等等。高技术产业的区域集中化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特征基本一致，即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省市。如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区域分布来看，广东的2002年出口额已超过3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全国各省市。但近几年江苏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相当快，已超过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辽宁、福建、浙江等省，而且，也是全国4个出口大于进口的省市、自治区（江苏、天津、福建和西藏）之一，达到21亿美元。
　　自1985年我国在深圳市建立了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到2002年，已相继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些开发区覆盖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大体有1/2分布在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1/4在工业城市，1/4在沿海城市。到2001年，53个开发区的企业数由1993年的9687家增加到2.4万多家，技工贸总收入为11928亿元，工业总产值10117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94万人，出口创汇227亿美元。从1991-2001年10年间，高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都超过了60%以上，有1539家企业的年产值超过了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见明显，按工业增加值占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计算，如苏州达到了44%，绵阳37%，沈阳25%，吉林39%，长春16%，北京35%，西安30%。
　　尽管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9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后，出现了加快趋势，但同样明显的是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可以从国际比较上清晰地表现出来。一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还较低，2002年为9.9%，而2000年美国为23%，日本为18.7%，德国为11%，法国为13.6%，英国为17.1%(见表1)。200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增加值率为25.2%，除于韩国2000年的数据持平外，分别比美、德、日、加拿大等国相差了17.4、14.4、14.1和13.5个百分点。

　　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技术产业的R&D投入强度还相当低。从总的情况看，按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计算，2001年我国仅为5.1%，美国、日本、德国等则分别为22.5%、21.7%和23.2%（见表2）。与此直接相关的结果，一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处在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阶段，自主开发能力不足已成为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二是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1996-2002年间，70%以上是由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提供的。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仍在扩大。

　　三、 高技术产业与城市发展战略的选择
　　未来15年，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从一般国家的发展规律看，在人均收入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增长时期，是一个在产业结构、城市化、市场需求、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将产生十分活跃变动的时期。虽然我们还难以对未来做一生动和准确的情景描绘，但回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各个层面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未来的发展又是在一个远已不同于90年代初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基础上的持续、高速的再增长，那么，完全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在所有方面和层次上都会有着巨量和丰富变化的情景。面对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必须脚踏实地，必须从实际出发，但是，战略又必须是朝向未来的，必须要在对未来的变化趋势和发展脉络的把握中来作出选择。因此，对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应在充分认识“世情”、“国情”和“市情”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动态的竞争优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促进整个城市广泛的创新活动建立科技基础设施，大胆探索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体系和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1．建设高科技和国际化城市与“世情”，“国情”和“市情”按现行汇率计算，如果我国GDP的增长保持在7%以上的年均速度，那么，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的总规模将分别超过法、英、德，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中国威胁论”成为不少国家政要、学者和新闻媒体议论的热点。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将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各国对我国关系的战略调整也将会不断地影响到我国的战略选择。对此，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作出分析和判断，但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我国将处于一种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从科技发展看，一方面各国都在将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目标，政府主导的色彩渐趋浓厚，从克林顿政府提出“在所有领域保持一流水平”和布什政府的全球防御系统，以及最近对生物领域研发的投资；从布莱尔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发表的讲话到韩国和印度新的科技发展规划，发展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各国必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发展本身也在孕育着一系列前沿问题的突破，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等，同时，科技资源的流动性也在大大提高，研发活动已在跨出国界，国际科技合作十分活跃。因此，在日益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必然要融入进整个国际利益竞争格局的大变化中，发展战略必须从一个更广大和动态的国际视野来加以审视和选择。
　　真正认识国情，也是进行国家、地区和城市战略选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中国几乎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这决定了很多国家不想干不必干也干不了的事，中国必须干也不能不去干。例如，“两弹一星”和对空间与海洋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极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大国。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问题，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又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例如，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总规模相当庞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和城乡差别，需要加快解决协调发展问题，但差别的存在，一方面表现为有着不同层次并呈现出相当规模的消费群体，从而为不同档次和新的商品提供了规模化的市场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中国既是一个人均矿物资源禀赋匮乏，也是一个生物物种极为多样性的大国，资源的限制与可利用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要寻找不同的技术路径，通过创新来建立自己相对独特的技术结构。
　　认识世情和国情，对选择和提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城市的发展战略再也不能仅仅从城市辖区本身来考虑。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是应对区域间和城市间的竞争进行分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圳原所具有的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已不十分明显；随着“长三角”经济带的崛起和全国一些具有产业特色的聚集区的出现，资源的配置在发生新的转移；在“珠三角”区域，深圳周边一大批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产业聚集区也在迅速发展，深圳已确实面临新的竞争局面，需要有新的战略定位。
　　2．确立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在寻找城市发展新的战略定位上，要看劣势也要从动态趋势上看到城市的发展优势。深圳毗邻香港，与港、澳、台有着密切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世界市场直接相连；深圳仍存在着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作为新兴城市，深圳没有过重的国有经济拖累，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现代公司的主体地位，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比内地更好的微观基础；深圳坚持不懈地改革，使她一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吸引着全国和世界的目光；深圳不断完善着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始终是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地区；深圳自身产业和周边高技术产业区的发展，正在垒实着有特色的产业基础，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着多样化的机会；深圳是移民城市，多种文化、习俗的交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新的文化背景，等等。因此，深圳本来就是国际化城市，这一点并不需要重新定位。核心的问题在于面对不同层次的竞争，深圳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条件，确立核心竞争优势，使深圳成为一个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创新型城市。
　　目前，全国都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各省市、自治区都将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投资和战略布局的重点。有的同志认为，区域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同构现象。实际上，在高技术领域，无论是新材料、新能源还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都是一个极为宽泛的科学和技术领域，都有着极庞大的技术群和市场发展的机会。问题在于，如何根据本地区、城市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可利用的资源，建立在这些领域不同技术方向上的竞争优势。特别重要的是，应充分认识和利用科技资源流动性的特点，不仅仅是吸引投资，更重要的是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为其创业提供友好的环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是技术领袖、工程师、企业家的竞争。深圳在这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与其它地区、城市的竞争，因此，需要特别加强人才竞争的意识和政策力度。
　　发展高技术产业应为城市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同时，也必须为提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有直接的贡献。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有资料表明，在城市化率由20%上升到40%这一阶段，我国用了20年的时间，而英国、法国、日本等则大约分别用了120、100和70年的时间。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特殊和严重的问题，比如，我国城市的垃圾平均处理率只有56%，而且大部分是采取简单填埋的办法，垃圾的循环再利用水平很低，造成城市的严重污染；又比如，我国水域大约90%已造污染，相当部分的人群饮用不到健康水，等等。总体看，城市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还相当低，城市的规划、建设、交通、生态系统和运营管理体系滞后于经济发展，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群活动的密集度与频率提高，这些问题已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向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它的特殊性需要科技进步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为创新建设平台
　　发展高技术产业只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应当把城市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建立在广泛的创新基础上。鼓励创新精神，同时，要将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善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与持续投入的部分。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不仅要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提供所需共享的大型实验、测量等仪器设备、数据资料库、资源库等；也要为每一个公民提供获取知识、汲取信息和技能学习所需要的博物馆、公众图书服务设施，以及各种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最近，瑞士洛桑学院发表了《洛桑报告2003》，在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列出了40多项指标来比较各国家的科技竞争能力。它包括如劳动力市场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和合格的信息技术人才、每千户居民拥有固定电话主干线数、国际电话费用、每千户居民中移动电话用户和移动电话费用、在用计算机占世界总量、每千人计算机数和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访问数、人均R&D经费和R&D人员，等等。在这些方面，我国在30多个参评国家中排位第25位，这与我国的经济总量极不相称。近期，由中国科协刚组织完成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表明，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已由1996年的0.3%和2001年的1.4%，上升到1.98%，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如美国2000年达到17%，欧盟1992年为5%，加拿大1989年为4%，日本1991年为3%。尽管这些指标只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确实应当在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和居民的科学素养上下更大的功夫，为创新建设平台，这是持续地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基础。
　　4．探索促进技术创新的投融资体制
　　高技术产业包括着庞大的技术群，存在着丰富的、多样化发展的机会，它依赖于广泛的创新活动。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现有的银行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融资问题，面对高技术产业本身的高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现有银行很难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信贷供给。因此，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探索建立一个适应创新活动过程特点的、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应大力促进各种创业投资公司的成长，在税收上给予创业投资公司融资和投资更大的优惠；建立高技术产业基金，通过多元化和分散的股权构成，加强对私人创业活动的支持；促进多种组合金融工具的应用，将信贷资金、信托资金和风险投资等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捆绑，增加投资风险的分散性，刺激创业融资市场的活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于多点、多层次的社会创新活动的基础上，与此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则是使这些创新得以实现、产生财富，从而不断提升整个城市竞争力，建设高科技城市的关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