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性问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十五”酝酿过程中就已经为人们所反复探讨过的老问题。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要认识产业结构需要调整与升级的必要性本身，而在于明确升级的方向和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个进程。
　　在“九五”计划中期，1997年前后，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和出口企业的“退税”政策等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曾出现过“淡出”的趋势。在那个时候，深圳就探讨过“政策优势消失之后深圳还能否保持特区优势”的问题。那时人们就已经明确认识到，深圳的出路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但1998年在“确保当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实现8％”的过程中，为促进投资需求，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得以继续维持；出口退税率不仅没有继续降低，反而得以恢复和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产业结构的动力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1997年末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迷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区域经济地位和市场分工格局。香港政府为什么要打破惯例，不惜填海造地投资“迪斯尼乐园”这样一个商业化的项目呢？就是为了扩大香港的旅游资源，推动香港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也出现了一轮对产业结构变化有明显影响的投资高潮。旅游、商贸、工业加工等领域都上了一些以高端市场为目标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例如主题公园、钟表、黄金首饰加工等。
　　90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整个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及深圳都明显受益于这个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中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其中包括通讯、计算机类产品的迅猛发展。打造“广东制造”、“深圳制造”品牌的探讨一度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与上述过程相应，还有两个明显影响深圳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因素。一个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和迅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向特区聚集带动了深圳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化的转变。“长三角”地区的赶超使深圳和整个“珠三角”地区有了强烈的紧迫感。最近两年来在这一地区，人们不断问自己和问别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哪个地区更具发展优势。
　　其实，“珠三角”、“长三角”哪里更具发展优势的另一个问法是，这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相比较，哪里更有发展潜力。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这两个地区的优势比较中，政策、体制、区位、资源等方面的长短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结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区都面临着“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
　　上述这番回顾的意思是想说明，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早就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关键不是深圳的产业结构要不要升级问题，而是向什么方向升级和怎么升级的问题。
　　产业结构向什么方向升级，就得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是好结构。
　　学者、官员、媒体都很容易说出很多良性结构的定义，也很容易列出振奋人心的结构调整与升级方向。
　　但我认为，深圳在当前面临重大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切忌人云亦云。好听的词汇不一定实用，好看的蓝图不一定实惠。目前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舆论其实是很值得辨析的。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看，从我国“十五”前后经济运行的经验看，从深圳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把握以下几条是重要的。
　　
　　一、市场需求弹性大、产业扩张潜力大的结构就是好结构。
　　前期曾有人质疑，“珠三角”地区该不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制造业。理由是，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依靠的只是劳动力便宜，只能挣一个加工费、“辛苦钱”，因而缺乏核心竞争力。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什么是核心竞争力？赚钱就是核心竞争力。迄今在全世界各产业分工领域中的产出与投入比中，制造业仍是比值最高的产业，是资本最节省、区域内劳动要素和政府税赋受惠程度最大的产业。
　　一个是“富民”，一个是“兴地”，这些是我们在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目标。高科技产业固然好，但不能搭建空中楼阁。区域内的财富基础牢固了，高科技产业发展所必要的各种要素才会源源不断地主动流入到这个区域中来。因此，深圳决不要放弃或者忽略一般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说，深圳不应动摇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并非仅仅是从短期收益着眼的认识。在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制造业将是我国需求收入增长弹性最大的产业。简单说就是说，人们的收入增长10％，这个领域的需求将增长20％、30％甚至更高。
　　未来20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个前景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这个阶段必定出现一个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高潮。我国的汽车市场才刚刚启动。未来1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亿辆。而2002年末，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不过2050万辆。不仅汽车，家电以及通讯类产品的高端产品也仍然有着非常好的市场扩张前景。中国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的进程才刚刚开头，家电业不仅没有进入衰退期，反而将迎来一个更新高潮。
　　发展制造业并非是一味强调建主机厂，搞“名牌”战略。名企业、名品牌很重要，区域内的企业也应当不断做大做强。这些都没有争议。但不可忽略的是，深圳还应当拥有最强大的配套生产能力。
　　当前在汽车市场上我们看到，品牌竞争并非是国产与进口竞争的主战场。那里的主要竞争是美、日、欧厂家组装车的竞争。国产与进口的真正竞争在哪里呢？在于今后国产化过程中配套生产能力的竞争。有了强大的配套生产能力，就不愁没有自主品牌。这一条已经为我国和深圳在过去几年中在家电、手机等产品的发展经验中所证明。
　　
　　二、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结合的结构就是好结构。
　　在过去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支持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花独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中国2003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
　　城市化在我国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这样预期，“十一五”将是一个以城市化为主题的五年计划。我们可以从若干重要战略的变化趋势来看这个问题。
　　当前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何在？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时间表，要“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率先建设好西部的三大城市带。东部沿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何在？也在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山东半岛、京津地区的城市群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振兴的突破口何在？仍在于城市中工业化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
　　现实可操作地说，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紧紧抓住城市化这个“纲”不放。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产业就是好产业，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结构就是好结构。有了城市的现代化，我们才能有旅游、商贸、金融、新型服务业等产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同样，有了不断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旅游、商贸、金融、新型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我们才会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各地的经验看，有几个问题值得认真辨析。
　　一是，在调整、规范的基础上，绝不要轻易给房地产业泼冷水。
　　我们要认真地建设城市、建好城市。我们要建的绝对不是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那个“基地型”城市。而是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推进城市化，房地产业就是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产业。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没有多少“老城区”的包袱。但即或如此，在初期快速上马过程中也仍然留下了很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遗憾。我们迫切需要对一个重要问题做出判断：就深圳这个城市说，与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相比，在我们目前的城市建筑总量中，究竟是高档建筑所占比重太大了呢，还是中低档建筑所占比重太大了。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我们才能明确房地产业究竟该怎么发展。政府什么时候都应当关注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这没有争议。但根据国际经验，需要政府援助才能住上房子的群体应当不超过10％。政府切不要把为70％的人群，甚至更多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的责任自己背起来。现实地说，在未来5到8年左右的周期内，深圳的房地产业绝不要停步。
　　二是，要通过城市功能分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过去几年各地的经验看，凡是把城市化与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的地方，结构调整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是上海、青岛、大连等。凡是离开城市化去调整结构的，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特点就是在过去10年中“上项目”、调结构和城市化的结合关系不紧密，以致于迄今区域经济的最大难题仍是产业结构转换滞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城市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原有产业、原有体制成份占据了。没有城市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就不可能出现产业结构的充分变动。在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新的城市功能分区中，我们才能比较容易地、可操作性地、同时政策代价比较低地让那些旧产业、原有体制成份让出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才能赋予新产业成长的必要空间。
　　简单说，城市功能分区就是按照政务区、商贸流通区、中心商务区（CBD）、旅游区、居民居住小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功能进行新的城市资源优化配置。这个进程宜早不宜晚，宜坚决不宜妥协不定。在这个城市功能分区过程中，我们不愁建不起大型商贸流通中心和现代化的CBD，不愁深圳成不了华南旅游集散地，不愁深圳的工业不能做大做强。
　　在目前深圳发展战略的有关材料中，我们注意到向“国际性城市”迈进的目标选择。但对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认识似仍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经济总量、企业竞争力、区域经济的辐射力等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之点是，任何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一定要首先建立起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社区，一定要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生活方式。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一定要有足够的预见性。
　　城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落脚点之一。城市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条件密切相关的。
　　我国以及各地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城市发展上有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总是预见性、超前性不充分。在各地的城市中，刚刚建成的城市主干道就已经车满为患的例证俯拾皆是。希望深圳的发展不要再重蹈这样的覆辙。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至少应当有15年到20年的预见性、超前性。例如，从目前的规划中看到，深圳的常住人口总量将控制在570万人之内。我们姑且假定这个人口控制目标是可以达到的，那么基础设施、交通系统就要参照国际经验中同样人口规模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来规划。绝不要人为想象地企图把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一个低水平上。那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才有什么样的物流效率。有什么样的物流效率才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和产业效率。

　　三、市场机制资源配置能力强的结构就是好结构。
　　深圳的最大优势就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要倒退。包括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上也绝不要倒退。
　　政府及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应当发挥作用。这在很多国家经济赶超的经验中已经得到证明。但切不要以为政府是最高明的，政府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结构调整与升级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过程。这个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仍然应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为什么久调不动？因为迄今仍是政府在那里主导着资源配置。北京的高科技产业为什么提倡多年至今仍在很多方面不敌华南和华东？因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力量发育远不充分。与此相反，“珠三角”、深圳很多制造业大企业的发展并非是政府当初选择的结果。政府与政策一定要相信和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力量，相信和依靠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推动力。
　　前期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明显的“越位”。对产业保护、扶持的范围过大，连产业中应当发展什么样的产品，应当由哪个企业来生产等问题都被纳入了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实际上被严重“扩大化”了。这个缺陷的后遗症迄今仍随处可见。比如迄今信息产业部还直接规定，“小灵通”是低水平的技术，要严格限制发展。现在人们一说到产业发展，首先问的问题仍然是，国家将给什么样的政策扶持？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干预必须是首先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在市场机制力所不逮的地方才需要产业政策介入。其中关键是看市场机制能否保证这个产业获取足够的资源配置。特别强调，这个市场指的不止是产品市场。不是说某种产品卖得有多么好，已经可以有充分的自我积累能力了，所以就不需要政策介入。这个市场更多地指的是资本市场。如果有更多的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涌入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没必要加以政策扶持。
　　人为选择理想化的结构不会有预期的结果。这不仅已经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实际上就是在产业政策最发达的日本，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也并非是政府政策扶持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是无的放矢。从目前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的规划看，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机非常强烈。但很多地方都把政府选择强加在了市场之上。当前各地大上汽车主机厂的趋势绝对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恰好是政府行为干预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在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发展问题上，慎提区域性的产业政策。特别是慎行政府来选择企业以及给予资源配置上的政策倾斜的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不是不需要政府的作为。从我国和深圳的具体情况看，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产业技术设备的加速更新。今后10年将是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10年。国际竞争力首先并非表现为企业规模、资本实力等。深圳的产业要成为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特别应当注重对“三来一补”阶段、“少花钱多办事”阶段形成的一些低度化的设备工艺加速更新。在技术基础上一定要尽快转换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来。
　　二是加大对产业退出的政策援助。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有些资源需要从原有产业撤出，投入到新的产业领域中去。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产业发展、产业扩张不难，市场力量最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实施产业退出政策的核心就是加快淘汰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其中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政府收购过剩生产能力。比如说，按原来投资总额打个八折，政府把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买下，长期封存甚者干脆销毁。
　　三是承担体制改革的转轨代价。从现实情况看，即使在深圳这样的特区经济中，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包袱也同样存在。两种就业制度并轨中的“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债务负担、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实与完善等都是体制转轨成本。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群访、集访事件频发地区的最大矛盾并非是就业岗位的短缺，而是体制转轨成本没有得到合理补偿。这个成本是躲不过去、拖不掉的。越早支付，代价越低。越早支付，被原有体制成份实际占有的资源就可以越早地从体制性束缚下解脱出来流动到新的产业中去，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就越迅速。
　　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打造名牌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与周边区域的合理分工等都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此不再赘述。